一首词从写成到发表，隔了九年。 九年时间，足够让一个婴儿长到能跑能跳的年纪，足够让一场战争从防御转入反攻，也足够让一首写在行军途中的词，从陕北的农家炕头传到重庆的印刷厂。 1936年2月，毛泽东在陕北写下了那首后来被称为千古绝唱的《沁园春·雪》。写完之后，他把词收进了行囊。没有发表，没有示人，更没有想过九年之后，这首词会以一种近乎爆炸的方式闯入公众视野，引发一场震动山城的笔墨大战。 那九年里，中国发生了太多事。全面抗战爆发，大半国土沦丧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。延安成了另一个政治中心，毛泽东在那里指挥敌后战场，写下了大量关于抗战、关于时局、关于未来的著作。但那首写雪的旧词，一直安静地躺在他的书稿里。 1945年8月，日本人投降了。枪声停下来之后，中国的未来悬在半空中。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，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。这场谈判后来被称为重庆谈判，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分量不必多言。但很少有人注意到，这场政治谈判，还意外地带来了一场诗词风波。 毛泽东抵达重庆之后，旧友柳亚子来访。柳亚子是诗人，也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，和毛泽东的交情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。故人重逢，柳亚子当场作诗相赠，其中一句“弥天大勇诚能格”，夸的是毛泽东敢在枪口下赴会。文人相见，难免风雅。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要诗词，毛泽东答应了。 10月7日，红岩村。毛泽东在八路军办事处的一张信笺上，把九年前那首咏雪词抄了下来。他给柳亚子附了一封短信，说这是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的词，与先生诗格略近，呈上审正。 柳亚子读完，震撼可想而知。他后来在文章里用了极重的评价，说这首词推为千古绝唱。他当即步韵和了一首，并把毛泽东的手迹和自己写的和词，一起拿到了一场书画展览上公开展出。这是《沁园春·雪》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眼前。 展览上，文化界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。消息像长了腿一样在重庆城里传开。那个时候，重庆虽然是战时陪都，生活清苦，但文化空气并不稀薄。大批从北平、上海、南京迁来的文人、报人、艺术家聚居在这里，每天都有各种诗会、画展、座谈。一首词在这样的圈子里传开，速度很快。 传到了吴祖光那里。吴祖光是《新民报》晚刊副刊“西方夜谭”的编辑，三十岁出头，在文化界已经有了名声。他辗转得到了一份《沁园春·雪》的抄本，但发现少了几句。于是他又四处找，最终凑齐了全词。读过之后，他做了一个当时看起来有些大胆的决定：把这首词发表出来。 1945年11月14日，《新民报》晚刊第二版，《毛词·沁园春》刊出。吴祖光在按语里写下了那句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话：风调独绝，文情并茂，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。 报纸一出来，山城真的震动了。 重庆的秋天，雾多，雨多，空气里总有一股潮湿的味道。但那天的报纸，像一把火一样在重庆的街巷里烧开来。人们争相传阅，相互抄录。茶馆里有人高声诵读，报摊前有人站着不走。一首词能在当时产生这样的轰动效应，在今天很难想象。但那时的中国人，对旧体诗词有天然的亲近感。尤其是经历了八年苦难的重庆人，读到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这样的句子，心里会动。 消息很快传到了蒋介石那里。 蒋的反应很有意思。据后来披露的史料，他看到词后先是大惊，然后追问这真是毛泽东写的吗。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，蒋介石变得坐立不安。他不能接受毛泽东能写出这样的东西。这种不接受，混杂着政治上的焦虑和审美上的不甘。他下令召集一批文人，要和毛词一较高下。 于是，一场由国民党官方组织的“围剿”开始了。国民党中宣部直接布置任务，要求其控制的报刊以“和词”的形式回应。《中央日报》的副刊主编王新命被指定负责组稿。但来稿极少。文人虽然拿国民党的钱，但心里清楚哪首词写得好。硬要他们写出能压过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的句子，他们写不出来。 王新命只好亲自上阵，化名“东鲁词人”，写了一首和词。内容不说也罢，无非是吹捧蒋介石、贬低共产党那套陈词。随后，《和平日报》的易君左也写了一首和词。易君左不是庸才，他的诗词功底在当时是有的。但那首和词写得哀怨低沉，通篇是“国脉如丝”“支离破碎”的末世感。用这样的东西去对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，结果可想而知。 国民党控制下的报刊在一个多月里陆续发表了近三十首和词。数量不少，但质量呢。大多是文采平平、思想陈腐的东西。这些词写出来，不但没有压住毛泽东的那首，反而像一群麻雀围着一只大雁叫唤。读者心里有杆秤，谁写得好，谁写得差，一看便知。 国民党还动了行政手段。新闻局副局长邓友德专门跑到《新民报》去施压，说发表毛泽东的词是替共产党说话。吴祖光后来因为这件事被迫离开了重庆。但词已经发出去了，收不回来了。 在国民党的围攻声中，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士开始反击。他们同样以和词的方式回应。这场笔仗越打越大，参与的文人越来越多。正是在这一片喧嚣中，一首出自女性之手的和词，显得格外不同。 孙荪荃。 这个名字在今天知道的人不多。但在1945年的重庆文化圈里，她不是无名之辈。她是安